委製中的「設定」

 

由於導演絕大多數的案子都屬於委製案，她會先選擇自己感興趣而覺得具有重要性的題目來進行創作，除此之外，她提到委製案的客戶一般來說會給予製作影片的基本「設定」，包含客戶初步對於影片受眾的設定、以及紀錄片後續的發行與播出需求等等。

 

然而，如何能在每一部不同主題的紀錄片中，設法引起觀眾共鳴，並且讓紀錄片達到某種社會的影響力，這是導演製作每部片時都必須面臨的挑戰，當紀錄片的受眾被設定為全亞洲甚至全世界播出時，這樣的挑戰更加具有難度。

 

「你能不能讓英國的水電工也能看懂發生在臺灣的原住民故事？」這是國際頻道監製對紀錄片的要求。這不只考驗著導演對於故事的掌握，對於不同文化的理解，以及在內容上的調研與考證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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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對紀錄片拍攝的影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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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紀錄片的預算，導演不免提到預算多寡或多或少對於紀錄片品質產生的影響。她表示台灣的紀錄片製作在預算缺乏下，導致製作方式受限，「你只能導演一個人帶著一台攝影機去拍，在當下你只能拍一個東西，那如果你今天拍的是一個很複雜的事件，你就沒有辦法呈現那樣子的狀態」。在資金匱乏下，某種程度下可說影響了台灣紀錄片模樣的可能性。

 

台灣紀錄片的國際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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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台灣紀錄片國際化的可能性，導演這樣和我們分享她的想法，「好的故事就是好的故事，只是看你怎麼說這個故事，台灣的故事絕對有國際的條件」，她認為每個故事題材要做成國際化的樣子其實都是可以做到的，端看導演在想要國際化的同時，如何為影片加入其他元素，好方便外國人閱讀。

 

不過她也提到某些題材在「故事上」以及「影像上」具有國際化的潛力，她舉過去參與製作的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《靈域對話》為例，這部紀錄片在故事上談的是生死，是全世界的人都會面臨的共同課題，其他國家的人都能產生某種程度上的情感連結，而在影像上，諸如乩童、陣頭等台灣民俗儀式，在畫面的呈現上也能吸引外國人的目光，因此這樣的題材也就比較容易被國際所接受。

 

後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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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的最後，提到台灣社會對於紀錄片工作者「窮困潦倒」的刻板印象，導演有點半開玩笑地說到，「我可以用我的片子感動你，但我不需要用我受苦來讓你感動吧」。對她來說，拍攝紀錄片是她的工作，「紀錄片導演是我的職業，它當然是需要得到報酬，而我當然是需要被要求」，就像其他人一樣，紀錄片導演也是要吃飯的，他們會接不是紀錄片的案子，會在有足夠資金下進行製作，同時也將每個工作視為創作及訓練的機會。

 

正如其他工作，拍攝紀錄片也有其辛苦之處，但盧曉筠導演也提到了這份工作的迷人之處，「我遇到的受訪者，他們和我有一種連結的時候，他們理解我想要做的東西，他們也同意我這樣做，最終將作品完成，並且能對社會產生一點點正面的作用與影響力」，這樣的感動是其他工作感受不到的。